群英荟萃三曾里 开天辟地到如今

中共三大起乾坤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共三大确定了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在国民运动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发展壮大人民力量等各项措施。在大革命浪潮中，中共三大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中共三大选举了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接替）、蔡和森等人组成中央局，执行党的政策，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局原在广州办公，但因广州交通不便，中共中央遂决定将中央局迁回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大城市——上海，并选中位于闸北香山路（今临山路）、公兴路口的弄堂“三曾里”，以一座典型的二层二底的石库门建筑作为中央局机关办公地，并挂出“关捐行”的招牌作掩护。

选择“三曾里”，其原因有三：一是该处靠近沪宁铁路北火车站，铁路公路交通便利，适于工作上的随机应变；二是周边工厂林立，有众多的工人群众，便于工人运动的开展；三是闸北地区的政治基础极为坚实，当时的闸北是上海工人阶级形成较早的地区之一，并拥有中共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两个党小组，党员数量占全上海的一半，是中共早期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

关捐行内革命功

1923年9月-1924年6月，闸北公兴路附近的商户偶尔会提起，那条小弄堂，就是那个只有三个门牌号，原先住的三户人家都姓曾的“三曾里”，现在搬来姓王的三兄弟，他们开的“关捐行”可以提供代客户填写外文表格的报关服务。去过的人都说，这三兄弟待人接物温和有礼，报关填写细心周到，只是有些腼腆，不爱多话，兄弟们的家眷也真是三从四德，从不喜欢抛头露面。

在商家们漫不经心的闲聊中，在关捐行不紧不慢的节奏中，真正的“三曾里”，却是一派热闹繁忙、生龙活虎的景象，因为这里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住在前厢房的毛泽东、杨开慧一家，住在后厢房的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上的罗章龙和时常过来的陈独秀、王荷波，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制定文件、草拟决议，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撰写文章，往往连续工作、静思澄虑直到深夜。但是，三曾里的所有同志都不觉疲惫，也从不松懈，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三曾里的生活朝气蓬勃、奋发昂扬。

不准到外面的饭馆吃饭、不准看戏和电影、不准到外面照相、不准逛街、非经允许不准进入。这不成文的“五项规定”，三曾里的同志都自觉遵守，成就了中央局机关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平凡无奇，表面下的暗流奔涌、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的茁壮发展，就在众人的同心同德中，开拓进取，锐不可当。

人间知己吾和汝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1924年2月，因公暂时离沪返湘的毛泽东再次回到三曾里，留给妻子杨开慧的只能是一首情深意重的《贺新郎》。国家危亡、山河欲坠，个人的小感情终究退让于时代的大责任。从踏进三曾里的那一刻，毛泽东甚至无法挤出时间思念爱人，便投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中共中央局工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为了推进错综复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筹建工作，毛泽东既需要排除万难的坚忍，更需要针锋相对的智慧。筹建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国民党老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审查。这项工作触怒了不可一世的国民党顽固派，遭到对方的故意刁难。面对困境，年轻的毛泽东既坚守原则、绝不退让半步，又机智灵活、百折不挠，登记审查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24年初夏，杨开慧也来到了三曾里，这对革命夫妻再次聚首。“靠天井的窗边是有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中间是卧室，床上用竹竿撑起，挂白色的蚊帐，这蚊帐是湖南带来的，中间还有一只方桌，主席就在这方桌上写文章”。如此简陋的环境里，跳动的是两颗风雨同舟、志同道合的心。即便陪伴在深爱的丈夫身边，杨开慧也并没有沉溺于小家庭的幸福，而是无私地配合丈夫、配合其他同志，投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工作，开办女工夜校，研究教学内容，制定教育计划，宣传革命真理。问世间何谓“红色伉俪”，算人间知己，长念我和你。

始于1923年的秋天，止于1924年的夏天，“三曾里”的革命岁月或许短暂，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燃起的星火之光却长久不灭。春申江畔话中兴，黄浦激浪雪山倾；群英荟萃三曾里，开天辟地到如今。

（来源：闸北革命史料陈列馆）